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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中國日報網
導讀：為維持科技霸權，美國政府正運用國家力量“校正”市場邏輯，制定一項目標宏大且內容豐富的科技創新議程，讓自己跑得更快的同時，拖慢競爭對手的技術進步步伐。這對中國的科技發展和技術安全構成了嚴峻挑戰，但能否成功也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一方面，過度關注“安全”將令美國企業遭受巨大損失，拖累美國自身創新體系的發展；另一方面，美國的單邊主義做法可能損害自身形象，激化其與盟友之間、盟國政府和企業之間的矛盾。
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及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拜登政府重新評估了美國創新與產業戰略的局限性，正在制定一項全面的科技創新議程。這一戰略舉措旨在通過重新調整私營部門與公共部門之間的關系，重塑美國國內科技創新環境和全球技術競爭格局，鞏固并維持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
拜登政府科技創新戰略的核心目標之一，是追求經濟收益和國家安全之間的平衡。然而，目前來看，安全方面的進展似乎比經濟方面的進展更快。迄今為止，這一策略已“初見成效”。例如，吸引先進芯片制造商遷往美國，以及阻止中國獲得先進芯片和半導體制造設備等。但是，這種做法仍然面臨著相當大的挑戰。
在全球化快速發展時代，政治化和安全化的政策正在破壞通過自由市場競爭建立起來的國際勞動分工。從冷戰結束到2008年金融危機，多數美國企業的全球投資和采購戰略主要受經濟邏輯驅動，注重成本效益，進而促進了更便宜和更高效的全球化生產。
然而，受地緣政治競爭加劇和新冠疫情影響，安全因素在美國大戰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動用國家力量“校正”市場邏輯，提出從高效供應鏈轉向更具韌性的供應鏈，大有將國家安全置于市場效率之上的趨勢。這種戰略轉變大大提高了美國企業的經濟成本。美國能否通過“痛苦”的調整，在安全與效率之間取得動態的平衡，并在未來成功建立起有韌性的供應鏈網絡，受到多重已知和未知因素的影響。換言之，影響這一目標的因素眾多，且并非完全受美國政府控制。
出臺基于安全考量的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措施，也許會使一些美國政策制定者感到些許“寬慰”，因為至少從短期來看這些措施將有助于阻止關鍵和新興技術流入中國。然而，對安全因素的過度關注也會在無意中扼殺美國創新體系中積極的力量。短期來看，一些成熟的高新技術企業將不可避免地遭受直接的經濟損失；長遠來看，這些美國企業可能永遠失去龐大的中國高技術產品銷售市場，承擔不可估量的損失，進而導致其削減在美國國內的研發投資和其他開支，最終導致美國技術創新的衰退。
作為經濟和技術領域的治國手段，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如果被濫用，可能會嚴重損害美國的創新體系。包括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英偉達執行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科萊特·克雷斯在內的許多機構和個人，都對此明確表達了擔憂。
此外，所謂的“民主科技聯盟”內部存在著固有矛盾，其中既包括不同國家政府之間的矛盾，也包括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矛盾。拜登政府的“購買美國貨”和補貼美國企業等政策，大大加劇了美國與其盟友之間的爭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也引發了盟國企業和協會的不滿和抗議。
“去風險”政策的困境在于，西方企業并非一味聽從政客們的花言巧語，而是正在采取代價昂貴的措施來重新調整與中國的關系。如果美國政府長期堅持此類做法，挑戰和風險將持續下去，甚至可能加大。這些風險包括美國國內的政治和商業團體及盟國的企業和利益集團對技術制裁和管控的有效性提出質疑，以及對擴大對華技術貿易提出日益強烈的要求。國家間關系、政企間關系等大量協調工作考驗拜登政府的科技創新與產業戰略布局。
在美國本土提倡“良性”競爭，在國際舞臺上卻進行“惡性”競爭，給人帶來一種拜登政府實行“雙重標準”的印象，使包括西方和全球南方在內的許多國家對拜登政府的科技創新敘事產生質疑。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萊爾·布雷納德宣稱“良性競爭是經濟理論的核心原則……競爭是美國的一項重要價值觀，是資本主義跳動的心臟。”然而，當前拜登政府似乎主要在本土市場積極推動公開和公平競爭，以打擊科技巨頭的壟斷行為。在國際市場上，拜登政府的競爭理念則凸顯出了“惡性”的一面。
從全球創新生態的角度來看，美國正在通過國家間相互依賴的武器化等不公平對外競爭政策，來“拖慢”競爭對手。這種做法正在損害美國在全球科技舞臺上的聲譽，可能導致全球科技標準的分裂，延緩乃至阻礙全人類科技進步的步伐。
在可預見的未來，無論政黨如何更迭，美國不會輕易放棄將安全政策納入科技創新戰略的做法。美國科技創新戰略的轉變，給中國發展前沿技術、維護技術安全帶來了復雜嚴峻的挑戰。
隨著中國不斷向全球價值鏈上游攀升，美國可能繼續利用非對稱網絡結構，將其技術優勢武器化，與中國進行長期競爭。為此，中國應將政府、私營部門和全球伙伴關系的力量結合起來，提升創新的整體效能，打造一個更加開放和高效的國家創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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